不論主動或被動，統治者承認反對運動力量的存在，並且願意與它競爭，乃是一個政治體系走向民主化的門檻。或者用陳獨秀的話說：反對黨的存在是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

因而就台灣的民主化而言，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的誕生實為至關重要的關鍵。黨禁的開放、戒嚴的解除等一連串民主化的過程，曾有學者歸因於「蔣經國扮演著推動者和設計師的角色」，但是，同樣由蔣經國執政，為什麼國民黨政權在1979年對美麗島事件採取嚴厲壓制，可是在1986年卻加以容忍？學者吳乃德認為，「圓滿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就等於解釋了台灣民主化。」吳氏其實已相當程度回答了這個問題：美麗島事件的鎮壓以後，政治犯成為台灣社會的英雄，其家屬和辯護律師受到高度的同情和熱烈的支持；民眾對反對者的支持應該是讓蔣經國認識到「時代在變」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反對運動人士「置確定來臨的處罰於不顧」，參與高危險性的運動，除了是對價值理念的獻身（commitment）以外，很難有其他解釋。換句話說，由於美麗島事件（包括軍法大審）對台灣社會的衝擊，儘管八○年代初期仍不斷發生張春男、劉峰松、盧修一等政治案以及陳文成命案，美麗島受刑人的家屬和辯護律師參加選舉卻高票當選，顯示民眾以選票平反了此一事件，顯示當局的鎮壓「無效」，所以面臨1986年民進黨宣布成立的時刻，當局為免付出難以預估的代價，才選擇容忍、開放的對策。

研究政治案件需要根據檔案與口述史料，會遇到官方說法與受刑人說法歧異的取捨問題，尤其像美麗島案這麼高度政治性的案件，明知偵訊筆錄或自白書有問題卻不能不參考。當事人之一的姚嘉文在2000年回顧經過時曾經這樣描述：

台灣民主運動終極目標當然是台灣獨立建國，但除了「加入聯合國」的主張外，我們黨外時期沒有直接提出台灣獨立建國的主張。在審判中我們不能明言主張台灣獨立，但也不能在公開審判庭否認或反對台灣獨立。……在當時國民黨一貫宣傳用的政治邏輯上，(偵訊筆錄)已足以構成「叛亂」的犯罪要件，……我們很難接受，但我們不能只是否認那些筆錄。我們否認那構成「叛亂」，卻不能否認我們有過筆錄，也不能簡單地宣稱因身受刑求才簽下筆錄。

使用資料的困難由此可見一斑。其次，除了姚嘉文，呂秀蓮本人針對美麗島事件已經寫了614頁的書，施明德、周平德等人也分別有自撰或訪錄的出版品可以參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施明德主持的「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與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合作，從1996年迄1999年訪問了95個對象，然後從六百多萬字的逐字稿中，濃縮成六十萬字的《珍藏美麗島-台灣民主歷程真紀錄》套書，已由時報文化公司出版，堪稱一次大規模的田野調查。不過該基金會的編輯小組也知道，「由於記憶的誤差、回憶的重構，常常與可供佐證的史料產生歧異與拉鋸」，所以口述記錄只能定位為「歷史研究之前置工作」。如今，由於檔案法通過以及政黨輪替之後的鬆綁氣氛，行政院研究考核委員會(今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所轄的檔案管理局，已經在2003年2月28日首度舉辦「美麗島事件檔案展」，就四千多件訪查到的檔案挑選已經解密且較具代表性的「百件檔案」予以展示，不但具有深刻的社會教育意義，而且標示著美麗島事件的真相進一步顯露、其學術研究已更為可能。

本文利用事件當時的報紙雜誌、事後當事人的口述記錄或自撰的文字、政府公布的檔案以及近幾年的相關研究成果，擬對美麗島事件的背景、經過、影響作描述與分析，力求精確客觀，希望對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的此一關鍵事件，有更清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