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人權博物館於5月19日上午，邀請來台訪問的德國史塔西檔案局局長楊恩（Roland Jahn）與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局長林秋燕，針對政治檔案徵集與開放應用的經驗，進行交流座談；座談會也邀請國史館館長吳密察和促轉會的楊翠、葉虹靈、尤伯祥三位委員以及國內研究白色恐怖領域的學者專家共18名與會，分享交流台德雙方的經驗。

  楊恩局長在演講中，首先由自身經歷出發，講述東德共產體制下所造成的雙重壓迫，從個人延伸至家人，乃至於整個社會皆受到影響；因此政治檔案開放的目的不僅只是釐清多少人死亡，重要的是找回個人被竊取的過去，明白在此之中發生了多少不正義，進而探知真相，重新定位人與人之間該如何相處。即使在德國轉型正義工作中猶有未竟之處，但檔案依舊是面對和闡明過去的基礎之一，而相關的工作是必須持續進行下去的，並期待這些經驗能與臺灣共勉之。檔管局的林秋燕局長隨後也針對台灣目前的政治檔案徵集與應用政策以及所面臨的各種挑戰，進行20分鐘的簡報，包括政治檔案開放應用時所面臨的人力困境，以及檔案開放時與個人資料保護方面的問題。

  在座談會上，與會的來賓與楊恩局長交流相當熱絡，有來賓提問關於德國對於過去「加害者」體系的處理方式，楊恩局長回應，若單純以二分法區分「加害者」及「受難者」，對於究責問題的解決幫助並不大，因為身分認定的問題遠比想像中複雜，所謂的加害者，從身份來看，他是否為公務員便是一個問題，例如我們所熟知的線民，多是加害體系中不具公務員身份的人，即使我們真的確認了某人在當時是線民，則會衍生出另一個問題，就是當時他是出於自願與政府合作抑或是被迫與政府合作，這都是必須要處理的問題。

  楊恩局長同時也提出他的看法，他認為加害體系的揭露雖然相當重要，但將加害者個人以司法手段隔離於社會之外，這對個人與社會而言未必是最好的處理方式。楊恩局長認為，最嚴厲的懲罰應該是讓這些加害者個人站出來面對社會、面對受難者，這不僅能讓他們面對自己過去的錯誤，承擔造成這些錯誤的責任。同時，讓加害者擁有為自己行為辯護的權利，使他們體認到民主與非民主社會之間最大的不同，此舉亦能確實促成公共對話與相互和解的可能。

  近兩個半小時的交流座談中，楊恩局長及與會來賓交流非常熱絡，人權館陳俊宏館長表示，非常感謝楊恩局長在座談會上分享寶貴的經驗，德國一直是世界上進行轉型正義最積極也最成功的地方之一，非常期待在未來，人權館仍有機會與史塔西檔案局進行各種交流。